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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教育研究:吴骁:中国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考辨

发布时间:2022-07-07 06:22:18 来源:雷泽竞猜 作者:雷泽竞猜平台

  在甲午战前,中国所有的官办新式学堂均无任何关于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设计,亦从未尝试过构建现代三级学制,故无现代公立大学可言。及至甲午战后,由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主持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堂,最早仿照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进行制度设计,最早以“大学堂”正式命名,最早以完整的中等教育及大学预科教育为办学基础,最早参与构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最早创立现代大学学科专业,首届毕业生最早被政府当局授予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最早派遣大学本预科肄业生、毕业生及教师出国留学,毕业生最早享有中央政府所认可的全国最高“学历”(赏给进士出身),故其毫无疑问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

  哪所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本是非常明晰的,即清末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主持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这本是教育史领域的一个基本常识。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客观史实屡遭各种无谓的“挑战”。现在,笔者就以大量相关的基本史实以及全国学术界近年来关于北洋大学堂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为据,重申并再次牢固地树立这一“常识”。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在19世纪中期因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慢慢地陷入半殖民地化的“历史深渊”,最终被迫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后起国家,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并非是由本国源远流长的古代高等教育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由国内外的若干先进人士直接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形式逐步引进和“移植”而来。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的领土上陆陆续续地创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当时,西方社会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早已成型,故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时,通常都是首先从最低层次的启蒙教育或初等教育入手,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陆续开办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山东的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北京的汇文书院与潞河书院(均为燕京大学前身之一)、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等著名教会学校先后开设了大学课程,后来又先后被相应的外国教会和政府正式认可为“大学”。对此,海外学术界很早就有人认为,上述四校,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所教会大学。

  另一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御侮图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不少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所谓“洋务学堂”。与教会学校的办学路径截然相反的是,由于洋务派最初对西方的教育制度所知甚少,只是要针对各项洋务事业的具体需要直接培养相应的各类专门人才,故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开办各种专门教育。然而,由于这些专门教育缺乏普通教育作为基础,因此,所有的洋务学堂均须从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开始“补课”,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施行专门教育。在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大多数洋务学堂的教学水平只是停留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但也有少数程度较高者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脱颖而出,突破了中等教育的范畴,初步达到了相当于现代高等专科教育的办学层次。然而,由于洋务教育始终未能构筑起一套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学制体系,因此,即使是其中办学水平最高的少数佼佼者,也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大学。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境内虽然已经有了少数几所现代大学,但均为外国教会所办,这些教会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固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它们正式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其存在本身即为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直到甲午战后不久,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政府中的少数先进人士才最终选择了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创办了第一所官办的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清末,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新式学堂可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其办学主体分别为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其中,“公立”学堂多由民间士绅捐集“公款”而建,如果按照从民国时期直至现代的定义和标准,实多为由“私法人”主办的“私立”学校。另外,进入民国后,“官立”这一称谓被废止,而以“公立”取而代之,至此,“公立”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所谓的“公立大学”,系采用现代汉语语义,指由政府部门主办的大学,在清末的语境中,与之对应的则是“官立”或曰“官办”大学。由于当时“民间”的办学力量远远无法与掌控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官府”相提并论,由私人或私法人兴办的高等教育自然会远远滞后于官办高等教育,因此,在这样的基本“国情”土壤之中,中国人最早尝试并成功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必定会是一所官办大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公立大学。

  那么,为什么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呢?其基本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盛宣怀在洋务教育方面原本颇有建树,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所有的洋务大员中,他最先感受到了洋务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并试图用更加先进的教育模式取而代之。到了甲午前后,盛宣怀逐渐认识到,仅仅只是兴办一些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专门教育,学习一点肤浅的“西文”“西艺”,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稳步递进至高等教育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普通教育,并且将学习内容扩展和上升到更为深邃的“西政”“西学”的制度层面上去,这才是更为有效的救亡图存之道。而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创办,正是盛宣怀率先在全国范围内着力开办正规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历史开端。

  1895年,在甲午战后不久,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便委托早年先后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与欧柏林学院研究院、后曾被李鸿聘为家庭教师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负责筹办一所新式学堂。当年9月10日,丁家立起草了一份以“Tientsin University”(天津大学)为校名的规划书,并将该校的办学层次划分为“Preparatory School”(预备学校)与“Technical College”(技术学院)两级,也就是美国大学中的预科与本科,其中译名则分别定为“二等学堂”与“头等学堂”。丁家立指出,开办该大学的第一步,便是先指派一个由一位“华总办”与三名来自不同国家(如英、德、美、法等国)的、能干的外籍土木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赴欧美主要国家搜集各国大学章程,然后提交一份报告书,汇报国外不同大学体系之优劣,并完整、详尽地阐述如何建立一所能够满足中国之需要且能适应中国之国情的“技术学院”。不过,另一方面,丁家立又强调,该校使用英语授课,因此,校中的中国学生必须完全掌握英语。此外,这份规划书对于上述两级学堂的教师聘用、课程设置、学生的经费补贴及日常管理等问题均做出了初步的规定。

  当时,盛宣怀与丁家立“考究再三”,最终拟定了“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等文件,较为详实、完备地规定了这两所学堂教职员的聘任与管理、学生的招录与分类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与历年课程、常年经费预算与分配、校舍与仪器设备的布置等内容,堪称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官办大学堂章程。盛宣怀还特别强调,“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头等学堂,因须分门别类,洋教习拟请五名,方能各擅所长,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事实上,北洋大学堂的若干办学模式,对于后来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其他官办大学的陆续开办,均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与“规式”作用。如在1896年南洋公学筹办之时,盛宣怀就明确表示要“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1898年又称“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二等两学堂”。又如1902年初,在“庚子变乱”后京师大学堂恢复重建之时,管学大臣张百熙鉴于当时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堂尚未遍设,普通教育体系构建需时,无法及时给大学堂提供足够的合格生源,于是只好采取“通融办法,惟有暂且不设专门,先立一高等学校……以此项学校造就学生,为大学之预备科”,这便是北洋大学堂在创办之初专门设立大学预科(二等学堂),直接为大学本科(头等学堂)培养合格生源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北洋大学堂自1895年创办伊始便是大学本科与预科并设(虽在1900年被迫暂时停办,但不久后又分别于1903年和1905年先后恢复了大学预科与本科,详见下文所述),而京师大学堂则直到1910年方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刚刚达到大学本科办学层次。再如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的西学专斋,先办大学预科,而后又先后开设了法律、矿学、格致、工程四门本科专业,其中除格致外,其余三门均与北洋大学堂完全相同。

  在晚清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浪潮中,对于西方国家的“university”以及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与广大外国传教士均主要将其翻译为“大书院”。相对而言,“大学堂”一词出现较晚,最初也主要是用来指称国外的大学,还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学校(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根据现有史料,中国人首次使用“大学堂”一词来称呼国人自行开办的新式学堂,可能正是从盛宣怀开始的。1891年8月,盛宣怀主管下的上海电报总局在《申报》上发布告示称:“上海电报总局现奉督办宪盛札饬添设大学堂,招取洋文深透、身体结实、性情和平、心地聪明、廿岁以内之上等学生十名,愿学者速至陈家木桥电报学堂报名,听候洋教习考试录用……”由于相关史料缺乏,我们尚难断定盛宣怀当时“札饬添设”的这个“大学堂”究竟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办学计划的具体实施结果后来未见经传,这个仅仅只是曾经在纸面上出现过的“大学堂”,显然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1895年北洋大学堂筹办之初,该学堂的正式名称一开始并没有立即确定下来,而是先后有过“北洋头等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北洋西学学堂”等多个临时性代称。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在上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请奏明立案禀北洋大臣王》一文中提出,“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并且明确指出,“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这就明确昭示了他所筹办的“头等学堂”是以国外的“大学堂”作为参照的。随后,王文韶又于当年9月30日为盛宣怀代奏在天津“创办西学学堂”“创设北洋西学学堂”一事,并在其奏折中完全沿袭了盛宣怀所称“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的说法。

  1895年10月18日,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办。10月30日,德国政府与天津地方当局签订了《德国租界设立合同》,其中明文规定:“博文书院及博文书院所有之地,现在中国官改为大学堂……”11月8日,为筹集办学经费,盛宣怀在《直报》上发布了一条“劝令加捐”的筹款启事,其中明确指出:“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12月7日,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刊登了两篇关于北洋大学堂的报道,一篇名为《中国北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文中同时列出了该校名称的英文译音与中文原文——“Pei-yang-ta-hsüeh-t’ang(北洋大学堂)”,并指出这一校名系由中国官方所命名,另一篇名为《天津大学访问记》(“A Visit to the Tientsin University”),其在结尾处也特地用汉字注明了该校的中文名称——“北洋大学堂”,而且这两处“北洋大学堂”均为大号加粗字体。

  由上可见,在北洋大学堂创办的当年,其“大学堂”的名称、性质与地位便已得到中外政府当局以及社会媒体的多次确认,并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被政府当局乃至全社会公认为“大学堂”的高等学府。此外,尤为重要的是,正是以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为标志和起点,“大学堂”一词便开始逐步取代先前通行了数十年之久的“大书院”一词,成为中外人士对于“university”这一英文单词的标准译法。

  另外,到了1897年夏,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向清政府建言创设“总学堂”(即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时,首先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天津初创育才馆,近更有大学堂之设。”这就说明,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前,北洋大学堂就已经是中外士人所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堂”了。事实上,即使是在后来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其他官办大学堂陆续成立之后,北洋大学堂在一些政府公文中也依然经常被径直简称为“大学堂”。

  丁家立在规划筹建北洋大学堂之时,之所以要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就是为了在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尚未全面兴起的背景下,由二等学堂直接为头等学堂培养和提供合格的生源。1895年9月7日,丁家立首次在《直报》上刊登招生启事,称“本总教习拟在天津、上海、香港招集头等学堂一班学生、二等学堂三班学生”。一开始,盛宣怀曾错误地认为,“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也”。不过,很早就有学者指出,按照盛宣怀的计划,由于“二等学堂招收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学生,‘按其年岁,考其读过四书,并通一二经,文理通顺者,酌量收录’。如此,则二等学堂不是‘外国所谓小学堂’,而是外国所谓中学堂了”。二等学堂的学制定为四年,如此一来,“第五年起,每年即可拨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但在另一方面,盛宣怀又考虑到,“惟目前急于成材,若候至五年后设立头等学堂,实有迟暮之憾”。于是,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盛宣怀便决定,“拟向上海、香港等处召集已学西文、算学四五年者,精选三十名为第四班,第二、三、四年仿此办法”。在9月19日正式上呈王文韶的禀文中,盛宣怀将头等学堂的招生方案正式确定为:“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等第四班之缺,嗣后按年递升……”

  1895年9月中旬,丁家立首次在天津招考头等、二等学堂学生,但结果很不理想,最终录取者寥寥无几。9月下旬,丁家立又与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前往上海招生,此次招生“皆以英文为重”,“考取极严”,在70多名报考者中,最后录取二等学堂学生50人,其中头班7人,二班15人,三班28人。10月初,丁家立、蔡绍基又来到香港招生,当时共有295人报考,最终录取67人,其中仅有来自广东东莞的王宠佑、王宠惠兄弟2人首批被选入头等学堂,其余65人均只能暂入二等学堂学习。另外,在这67人中,有35人曾肄业于香港最早的官办中学——皇仁书院。10月17日,丁家立在香港正式公布了招生结果,并且特别表示:“此次取中之二等学堂学生,其中如有读过几何、代数等学,实因一时不慎,成稍为生疏,以致不能取入头等学堂者,正可及时用功温习,俟到津后再行复试补取可也。诸生勉之!”由此可见,在北洋大学堂筹办之初,由于头等学堂合格生源难觅,丁家立便稍作变通,对那些被录取到二等学堂的学生再作一番筛选,通过“复试”从中择优“补取”,以求头等学堂能够尽早开办。

  按照丁家立1895年9月10日草拟的规划方案,“二等学堂现时即可创办”,“头等学堂宜稍缓开办,缘学生在二等学堂内已有成效者方能选入头等学堂,且须盖置房屋、布置格致演试房所、延请妥当格致学之教习等事,须一年之期,方能竣事”。不过,因急于求才,加之生源基础也已初步具备,头等学堂最终还是在当年11月17日与二等学堂同步开学,当时到堂的四班学生共87人,其中“二等三班已齐,头班只有四人,先查有二等学堂头班可升头等四班者十数人”。一个多月后,有14名二等学堂学生成功地“考升头等四班”。

  由上可见,北洋大学堂在创办之初,其生源主要来自香港、上海、天津等几处开埠较早、近代新式教育也起步较早的沿海地区重要通商口岸,这几个地方很早就出现了西式中学,或是大致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新式学堂,而且为数不少,足以为北洋大学堂的两级学堂提供一定数量的合格生源。另外,尽管盛宣怀曾一度将二等学堂错误地视为“小学堂”,不过,根据他与丁家立共同拟定的《二等学堂功课》,其“历年课程分四次第”,第一年有英文初学浅书、英文功课书、英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第二年有英文文法、英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第三年有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第四年有各国史鉴、坡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平面量地法。从上述课程设置来看,二等学堂显然与一般的中学程度相当或略高一筹,其实际办学层次足以达到大学预科的水平,远非盛宣怀所谓的“小学堂”所能企及,其个人一时的理解不当与表述错误,显然并不影响“二等学堂”的实际性质。另外,盛宣怀当时还对这两级学堂的学习年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不能躐等。”其根本目的即是为了从制度上保障北洋大学堂的生源及教育质量。

  总之,正是因为有了港、沪、津三地的若干中等教育程度的生源作为基础,北洋大学堂才得以在创办伊始即可直接、迅速地开展大学本科教育,随后,作为大学预科的二等学堂,又源源不断地为头等学堂提供合格生源,从而初步构筑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盛宣怀在北洋大学堂按照“二等学堂(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两级学制办学的同时,还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一套“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1895—1896年间,盛宣怀曾制定了一项在全国各地捐款兴学的全盘规划,决定在天津、上海两地分别设立北洋大学堂与南洋大学堂(即后来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全国的23座省城各设小学堂1所,并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各设1所短期培训性质的“时中书院”,所有办学经费均由他一手掌控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官督商办”企业予以捐助。这一整套办学计划,可以说是盛宣怀这位并非专职办理或主管教育事务的普通四品官员,出于一番为国育才、兴学救亡的公心,试图在最大限度上努力调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权力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一套学制体系的首次尝试。

  按照盛宣怀当时的计划,“小学堂两年为限,第三年归津沪中学堂”。所谓的“津沪中学堂”,显然是指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中所附设的“二等学堂”,以及正在筹建中的上海“南洋大学堂”所附设的同类次级学堂(亦即后来的“南洋公学中院”)。也就是说,盛宣怀计划在全国捐建23所“小学堂”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了源源不断地给分别隶属于北洋、南洋2所大学堂的“津沪中学堂”输送生源。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的两级学制,实际上也是建立在盛宣怀在全国同步规划的三级学制的基础之上的,就该学堂本身而言,由于“二等学堂不是‘外国所谓小学堂’,而是外国所谓中学堂了。故成文虽为两级学制,而不成文则已具三级学制的规模”。总之,北洋大学堂最初的开办目标,便是要建成一所完全有别于以往的各种办学层次含混不清的洋务学堂、在普通教育的框架体系内实施正规高等教育的现代大学,而最终先后成功地创办了北洋大学堂与南洋公学这两所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的盛宣怀本人,后来曾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人”,亦属实至名归。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大学堂不仅在制度设计方面基本遵循了现代三级学制,而且在其实际的办学过程中,盛宣怀也始终严格地按照三级学制的基本要求来执行。1898年初,当时已远在上海的盛宣怀,接到负责督办北洋大学堂的时任津海关道李珉琛的来函,称其“欲改六十名分学法、德、东三国之文”,他当即同时致电王文韶与李珉琛,表示强烈反对。盛宣怀明确指出,“北洋大学堂奏明头等四班、二等四班,每班三十名,递年工夫长进,升至头班头等,再派出洋,此皆取法于西,不容紊乱。中国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故无成效。此学堂幸蒙督帅主持允许,历久不渝,商、电两公司始乐捐输,成斯美举,各国称为中国第一学堂,方冀人才辈出,不负督帅及诸公成全盛意”。然而,李珉琛欲令部分学生改习外文的这一计划,“是殆误会此堂仅学文字,不知内有分类专门工夫,为小失大,弊莫甚焉”。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前据丁家立面商,头等三十名应分律例、矿务、制造各若干名,以后每年每类仅得数名,正恐不敷派用,时势需才如此其急,讵可一误再误!铁路学生同是英文,宣尚不肯假借以损大学,况改习他国文字,便须另聘他国教习,此堂隳废,即在目前,为天下笑!且二等四班学生,例应就三等学堂挑升,年来苏、浙皆有三等学堂,津则无之开,正应挑四班生三十名。”最后,针对李珉琛对于培养其他各种外语人才的具体需求,盛宣怀还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德文已有武备学堂,法文似可附入俄文学堂,东文或可在大学堂左近另盖数椽,专设一堂,费似无多”。

  上文中所谓的“三等学堂”,其名称系相对于“头等学堂”(大学)、“二等学堂”(大学预科或中学)而言的,并直接为“二等学堂”提供生源,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在盛宣怀看来,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的四班(即一年级)学生,主要应该从江浙一带的三等学堂“挑升”,在堂中先后经过二等学堂四年、头等学堂四年的学习之后,才能最终“升至头班头等”,完成大学学业。总之,上述电文可谓充分表明了盛宣怀当时对于现代三级学制与高等专业教育的深刻理解,以及始终坚持将完整、系统的学制体系贯彻实施到底、“不容紊乱”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明确地揭示了北洋大学堂这所严格遵照学制规定的“次序”逐年递升且“内有分类专门工夫”的新型大学,与某些“仅学文字”的一般“洋务学堂”之间的本质区别。

  根据盛宣怀和丁家立拟定的《头等学堂功课》,在“四次第”的“历年课程”(公共课)之外,另有工程学(土木)、电学(电气)、矿务学、机器学(机械)、律例学5门“专门学”(专业),其中除电学外,其余4门后来均成功开设。各“专门学”的主要课程如下:

  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从这些课程的名称来看,显然均可谓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比较精深的高等专业教育,其中的大多数课程均为国内首创。不过,在后来的实际办学过程中,各个专业的具体课程设置亦会有所变通,乃至进一步扩充和深化。比如说,1900年初,北洋大学堂“律例学”首届毕业生王宠惠所获“钦字第一号”“考凭”(毕业文凭),上面一一列出了他在四年修业期间所学习过的全部20门课程——英文、几何学、八线学、化学、格致学、身理学、天文学、富国策、通商约章、律法总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律、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词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听讼法则。也就是说,与《头等学堂功课》中仅仅只列出了3门“律例学”专业课程相比,该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最后实际修完的法学专业课程已达到了12门之多,可谓充分体现了法学高等教育的程度与水准。

  在民国时期的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看来,北洋大学堂的创办,“是为……开办现代大学之先锋,并奠立法学科学与工程教育之始基”,“‘中国之工程教育’与中国之现代大学教育,同年同月同日生,即中国起始有现代大学之日,就有工程科系”,“不惟中国之现代大学教育,盛氏创其始,而且中国之工程教育,亦系盛氏树其基也”,“继北洋大学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中国各大学依其基本工程科系设置之次第,土木、矿冶、机械最早,电机次之”。诚如李书田所言,北洋大学堂不仅在全国开法学高等专业教育之先河,而且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亦同样是开风气之先,成功地创立了全国最早的三个工程学科,为国内后起的多所“工程学府”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到了1899年底,在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头班的24名学生中,除有少数几人或“派往日本游学”,或“因事请假未回”,或“学无进益,降入二班”,均不能如期毕业之外,最终共有18人顺利地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成为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

  1900年2月,北洋大学堂“律例学”首届毕业生王宠惠获得了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颁发的“钦字第一号”“考凭”。其左右两侧绘有象征皇权的蛟龙出海图样,左右边沿均书有“钦字第一号”字样。正文右侧则首先用大号字注明其颁发者的身份——“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然后又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该“考凭”的获得者王宠惠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学习与考试过程:

  天津北洋大学堂招取学生,由二等四班递升头等头班,分年肄习汉、洋文及各项专门之学,历年由该学堂总办暨总教习、分教习随时考验,均能按照功课,循序渐进。惟查该学堂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开办,当时所招学生,有在原籍及上海等处曾习汉、洋文,尽有造到,该学堂所定功课,四五年、二三年不等者,故自二十二年起,随其学力深浅,分隶头等第四班及二等各班。现届四年期满,核与八年毕业章程仍相符合,所有头等头班毕业士(学生)王宠惠,经本大臣复加考核,名实相符,合行给付考单,俾该生执以为凭,以便因材录用。凡该生肄习各项学问,逐一开列于后……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北洋大学堂在初创之时,确实始终都是在严格地执行其自身的学制规定——王宠惠在考入北洋大学堂之前,曾“在香港肄业四年”,具体而言,即已在全香港建校最早、同时教育质量也是最好的西式中学——皇仁书院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在其入学后的第二年,又“随其学力深浅”,被分配到“头等第四班”就读,说明他当时已经达到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入学标准,而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其他学生则被分配到“二等各班”,先从大学预科读起;最后,在头等学堂学习“四年期满”之后,又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复加考核,名实相符”,说明政府当局最终认可其实际程度已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水平,故按照该校的办学章程授予其大学毕业文凭。

  放眼全国,在190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向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王宠惠授予“钦字第一号”“考凭”之前,全国各地还没有任何一所官办新式学堂曾经有过仿照西方大学的通行做法向毕业生正式授予学历证书的先例,因此,这张“考凭”堪称“前无古人”,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由本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1898年9月,盛宣怀曾指令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从头等学堂二班、三班、四班中各挑选1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9年春,北洋大学堂将头等学堂“工程生”黎科(当时已升入四年级)与“律例生”张煜全(三年级)、王建祖(二年级)3人以及二等学堂学生张奎、金邦平、周祖培3人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可谓开中国大学在校本科生及预科生出国留学之先河。当时,日本文部省与东京帝国大学方面的一份文件曾如此记载这6名北洋大学堂肄业生的学历与专业:

  由上可见,北洋大学堂当时的办学层次及水准,已经得到了东京帝国大学这所日本最高学府的高度认可,甚至其中的2名预科生还被认为已经具有本科生的水平与程度。

  按照盛宣怀最初的计划,北洋大学堂首届学生修业期满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到了1899年底,在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行将产生之际,学堂总教习丁家立便按照盛宣怀的指令,提出每年派遣10名学生分别前往英、美两国留学,但一时未能实现。1900年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北洋大学堂被迫暂时停办,广大师生为躲避战祸,纷纷逃离天津,其中有很多人南下来到上海。当时,盛宣怀曾要求南洋公学收容一部分北洋师生继续就读或任教。1901年夏,盛宣怀决定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傅兰雅(John Fryer)合作,委托其带领北洋大学堂的“毕业及头等学生八名”赴该校留学。当时,盛宣怀还特别指出:“该学生学力足,迳进大书院者固善,倘其间有未能迳入者,须在外馆暂行习读,听候补入。”随后,先期自费留美的北洋大学堂“律例科”毕业生薛颂瀛也转为公费,这9名学生均在当年先后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在这9人中,陈曾任北洋大学堂算学教习,王宠惠、王宠佑、胡栋朝、薛颂瀛、陆耀庭5人为该学堂首届毕业生,张煜全、严锦荣、吴烓灵3人为头等学堂肄业生,于是,北洋大学堂又开创了中国大学教师及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之先河。

  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盛宣怀一开始对于北洋大学堂首批公费留美学生之“学力”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这批早已在北洋大学堂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就其实际学力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在美国“迳进大书院”这么简单了,事实上,他们在入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后不久,便“已居毕业之列”。短短一年过后,据当时报载,“美国卜技利大书院年试刻已揭晓,中国学生均列前茅,有陈者得超等者四艺,此外王宠佑得超等者三艺,王宠惠得超等者两艺,又以陈共试六艺,四艺得列超等,两艺得列特等,为合院二千五百余人所绝无仅有,人咸叹中国人才迥超乎欧美焉”,“中国前次派往之学生,已届一年期满,此次考试,得一等者九人,得中等者五六人,其余多列二三等。其中工程生胡朝栋〔栋朝〕习测量铁路,所画之图独冠全班,教师奖誉不止;陈习格致艺学,列入一等;吴桂灵习机器学,亦列前茅;王宠惠习律法学,王宠佑习矿学,严锦荣习政治学,均在一二等之列;惟张煜全尤为出色,于考试武备时,得有美国中卫之衔”。对此,当时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还特意在学校的年度报告中高度称赞他们“在大学里的表现极佳,他们优秀的才华和能力为他们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

  有意思的是,被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公开赞誉“表现极佳”的张煜全、严锦荣、薛颂瀛、王宠惠等4名“以商律、商务为专科”的北洋“游学生”,却在入学仅仅半年之后,便于1902年2月24日联名致信盛宣怀,向他抱怨道:

  卜忌利大学堂创办伊始,学科多未完备,与美国东方各省所设诸学堂其程度相去甚远。盖卜忌利为美国西鄙,僻处一隅,诚如甘陕之于中国,不问而知其非求学之地矣。且美国东方为文学士夫、执政权要萃聚之所,美国学生非万不得已,无在卜忌利肄业者,即傅兰雅先生之子、家立君亦在东方学堂肄业。现卜忌利学堂各教习,均在东方聘来,所用教科讲义,尽是东方各学堂教师所著录。古人所谓“立法夫上,仅得其中”,今肄业于下等之学级,而欲学问之上进也,盖亦难矣。生等顷在学堂中已居毕业之列,学堂所教授之书,类多在北洋大学堂时经已习闻,欲求新学,实无几矣,若久居于此,亦徒縻国帑而负雅意耳……卜忌利学校中,工、矿二科实为美国超等之列,其余各科则自桧以下,无足道矣。

  最后,除了薛颂瀛在1903年获得加州伯克利大学商贸学士学位后转赴德国留学外,其余8名北洋“游学生”均在1902—1904年间先后转入美国东部的几所办学水平更高的著名大学就读,且均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其中,王宠惠于1902年转入耶鲁大学,1903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张煜全于1902年转入耶鲁大学,190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0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深造至1906年;陈于1902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190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严锦荣于1902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王宠佑于1903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矿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04年获矿学及地质学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深造,1906年赴欧洲留学,先后求学于英、法、德等国,后获博士学位;吴烓灵于1903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机械学士学位后转入斯坦福大学,1904年又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机械硕士学位;胡栋朝于1904年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陆耀庭于1904年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桥梁专业硕士学位。

  耶路为美国最著名之大学,吾国学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陈君,曰王君宠佑〔惠〕,曰张君煜全,皆北洋大学堂官费生也……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裒然为举首,受卒业证书时,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为黄种人,第二名为黑种人,第三名乃为白种人,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来未有之异数云。

  综上所述,初创时期的北洋大学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派遣到日本、美国留学的这些“游学生”,以他们在国外若干著名大学继续深造时的优异表现,为当时积贫积弱、长期落后的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北洋大学堂在建校伊始,其办学水平便已基本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02年6月,时任直隶全省学堂总教习的丁家立,赴保定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以重建北洋大学堂为请”,并得到允准。1903年1月,袁世凯正式发布北洋大学堂开办告示,对其招生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有前在北洋大学堂暨天津水师学堂肄业各学生,其有读过英文,并学习算学,普通已及三载,抑或三载以上,凡昔日功课勤奋,品行端方者,均准收录,毋庸考试……其他项学堂学生,如已读过英文等项三年有余,其品学兼优者,亦可前往报名,以便验明文凭,分隶各科研习专门学术。”1903年4月,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的新建校舍正式复课,当时,由于“数年乖隔,囊日生徒风流云散,专门各科骤难归复,爰招集前北洋大学堂及前天津水师学堂旧生数十人,作为备斋学生,补习普通科目,肄习二年,以备专门之选”,相当于是首先恢复了大学预科。

  1905年夏,学务大臣张百熙在天津视察学务时,曾特别称赞道:“北洋大学堂学科之备,程度之高,允为各行省冠,此固本大臣所最钦迟喜慰者也。”就在当年的暑假过后,北洋大学堂在复校后所招收的首批预科生“补习期满”,“分为第三(第二年级)、第四(第一年级)两班,分入法律,土木工程,及采矿冶金三学门肄业”,“是时法科工科各学门,除机械工学门外,均继续办理”,“本校至是始又有正科生”,即恢复了大学本科。不过,到了1906年,第三班学生尚未升级,便全部被派往美国留学,同时第四班升为第三班。1907年夏,北洋大学堂又“续派法律学生十一人官费赴美,工矿学生三人自费赴美,所余学生,升为第二班,分工、矿二门,以法律学生,尽留学于外也。第四班升为第三班,则仍为三门”。

  1908年春,清政府学部在调查了北洋大学堂的功课之后,“以为各班学科属于高等普通者太多,属于专门者较少,核与奏定章程尚有不符,令即补足教授钟点,准予立案”。对此,学堂方面经过仔细研究,拟定了改进办法,决定“凡高等普通科目悉数剔出,作为预科课程,其专门科目,另行编配,逐年课程补足教授钟点”,“将来学生毕业,送部考试,按照分科大学定章奏请给奖”。随后,学部又进一步指出:“查该大学堂以前办法,均与奏定章程不合,此次加增功课,添聘教习,展长年限,均系必不可缓之举。”经过此次课程改革,北洋大学堂三门学科的所有在堂学生一共被分为五个班,其中,“土木工科甲班”与“采矿冶金科甲班”学生预定于1910年暑假时毕业,“土木工科乙班”与“采矿冶金科乙班”预定于1910—1911年间的“年假”时毕业,“法律科甲班”预定于1911年暑假时毕业。此后,在北洋大学堂按照学部的指令“延长年限,增加课程,添聘教习,切实整顿,均已照办”后,到了1910年夏,“土木工科甲班及采矿冶金科甲班均已毕业,共计学生十五名”。这是北洋大学堂在1903年复校后所培养出的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与此同时,就全国范围内而言,“是为前清新学制颁定后大学学生毕业之始”。

  随后,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将这15名北洋大学堂毕业生的“各项考试试卷、教科书籍及学生自著论说等一并汇送”至学部,并由学部奏请清政府简派两位大臣会同学部对其进行考试,10月1日,清政府决定派张亨嘉、陈宝琛二人与学部一同“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10月中旬,这批学生在学部“分场扃试”,随后,经学部“将各场试卷详细校阅,计取列最优等三名,优等八名,中等四名”。由于这15人中有3人当时正处“在丁忧期内”,学部遂将其余12人于当年12月10日遵章“带领引见”,并请旨奖励。最终,这12名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均被清政府“赏给进士出身”,并全部授予实官——“考列最优等”的3人中有2人被“授为翰林院编修”,1人被“授为翰林院检讨”,“考列优等”的6人均“改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的3人均“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其待遇大致相当于过去科举殿试及第者中的“一甲”或“二甲”地位。

  在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后,清政府仍然按照以往的科举旧习,开始对一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赏给进士出身,后来,又将赏进士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其他一些领域。如上所述,到了1910年12月10日,北洋大学堂的首批12名本科毕业生成为全国3所官办大学堂学生中最早获赏进士者;而相比之下,京师大学堂这所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当年3月才刚刚开办大学本科,故其在不到两年后清王朝宣告灭亡之时,亦未及培养出任何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至于山西大学堂,其首批19名本科毕业生于1911年5月27日与北洋大学堂的又一批20名本科毕业生一同获赏进士,但前者不授实官,其待遇仍不及后者。由此可见,清末的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生,在国内最早享有中央政府所认可的全国最高“学历”。平心而论,与长期徒具虚名的京师大学堂相比,北洋大学堂在实际办学层次、人才培养水平、毕业生所获待遇及其社会成就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因此,就事实的层面而言,该学堂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学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建校背景、学校名称、制度设计、教育基础,还是课程设置、办学水平、学生程度、毕业待遇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1895年诞生的天津北洋大学堂,在清末全国所有的官办新式学堂中,均可谓是率先初步具备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基本特征,在中国教育史上显然具有全方位的开创意义,因此,该校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堪称中国人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历史性起点。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大学的兴起与演进”(编号:17JJD770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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